日前，上海宣布将启动“史无前例”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随着人类社会城镇化加剧，近年来，城市环境管理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新加坡、日本和加拿大等地的探索各有路径。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生物多样性指来自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属生态复合体的生物体之间的多样性，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多样性。

城市生物多样性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体现了城市范围内除人以外的生物富集和变异的程度，是城市环境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城市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障。

如何更好地与自然为邻？成为各国城市治理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新加坡

从“我家有个花园”到“我家住在花园中”

新加坡国土面积为718平方公里，却保有10多个生态系统，23000—28000种陆栖生物和12000—17000种海洋生物，其生物多样性丰富程度堪比一个自然保护区。其提出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也被全世界广泛认可并使用。

自1963年以来，新加坡开展实施了绿化计划，并经历了从“花园城市”到“花园中的亲生态城市”的演变。对此，执行部门相关负责人这样解读，“有点像‘我家有个花园’和‘我家住在花园中’，后者更加指向在人类居住环境周围普及绿化以及包括野生动物的生物多样性”。

在“花园城市”实施之初，新加坡种植花草树木，更多地从美学和功能性的角度考虑。1986年，中央集水区自然保护区和武吉知马自然保护区之间建了武吉知马快速路，这一人工“切割”，直接导致生态环境破碎化，严重影响了一些分布范围较广物种的繁殖，加大了近亲繁殖的风险。

后来，决策者逐渐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2009年，为了连接这两个自然保护区，新加坡政府在快速路上方架了一座长约62米的“生态大桥”。大桥设计呈沙漏状，中间最窄处宽50米，左右两侧则各宽60米。国家公园局在桥上栽种了原本属于两边森林的乔木和灌木，包括刺轴榈和火筒树等，方便栖息在两个自然保护区的1000余种动物如巨蜥、松鼠、穿山甲、昆虫和蛇类等自由往来。这不仅扩大了各种动物的觅食范围，也可发挥传播花粉和植物种子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恢复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平衡，促进生物多样化。

“生态大桥”的建设只是一个缩影。如今，在新加坡的整体规划中，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2013年，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开始建设登加自然连道，并提前5年完成了300公里连道的目标，计划于2030年达到700公里。自然连道主要指为了方便鸟类和蝶类的活动，种植了乔木和灌木的廊道，通常连接两个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域。

目前，7条自然连道已经建成，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最近对林缘地物种的调查发现了之前难以见到的郝氏矛翠蛱蝶和普通滑翔蜥蜴。东方冠斑犀鸟曾经被认为在新加坡已经灭绝。1997年，一些犀鸟飞到乌敏岛筑巢。研究表明，限制该鸟类繁衍的因素是适合筑巢地点的缺乏。在几个不同位置的高大树木中设立智能巢箱后，该种犀鸟数量现已增加到100多只。

另外，新加坡还积极研究发展适合城市特点的绿化技术。其中由国家公园局城市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垂直绿化技术，国家植物园研究适合植物的生态环境。

从2002年开始，新加坡政府努力建设“空中花园”，推广垂直绿化：国家公园局与市区重建局合作，以税收折扣等优惠的刺激政策，鼓励开发商和建设商在大厦的垂直面上种植密集的绿色植物。这一工程不仅降低了城市热岛效应、治理了PM2.5、隔绝了高层建筑的热带高温，同时为丰富高层建筑群中的生物多样性创造了条件，解决了城市高层建筑群中无法维持生物多样性的难题。

日本

将分布于各城市的啄木鸟作为统一指标物种

日本是最早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之一，在1995年就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生物多样性区域战略，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目前，日本已形成全国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用于衡量地方政府城市生物多样性治理成效。

值得一提的是，在普遍适用性上，为实现全国各城市间的比较，该指数采用全国土地利用数据库作为多项指标的评价数据来源，并将广泛分布于日本各城市的啄木鸟作为统一的指标物种。发布该指数后，日本进行全国性的城市生物多样性评价并发布《生物多样性优良地方政府排名》，这一做法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开创性。

在城市绿地规划中，“生物多样性友好”因素的广泛参与，来自对自然的敬畏。

新宿区是日本东京都的特别区之一，面积18.2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4.7万。作为日本都厅（都政府）所在地，以新宿车站为中心的商圈是东京乃至日本重要的中心商业区。2018年，日本新宿区政府对区绿地规划方案进行调整，形成了新一轮的《新宿区绿地规划》。同以往的绿地规划相比，生物多样性概念开始作为规划前期的方针、策略制定手段以及后期工作进展的评估内容，贯穿于规划内容始终。

绿地不仅承担着游憩、环境提升功能，还作为生物栖息地保育、生物信息与能量流交换的重要场所。因此，规划前期的物种调查、物种库的建立十分重要。

在前期基础调查中，规划人员根据已有研究成果中的物种信息，结合物种调查，确定新宿区内最常见动物物种。除了绿地规划通常会考虑的绿地数量、规模、质量（树林、草地、水面等），还从生物的视角出发讨论绿地之间的联系。规划者对照已有科研成果确定了新宿区内活动、区域间活动以及国土空间范围迁徙的物种，有针对性地构建生态网络。

传统的生态网络是基于已有的绿色开放空间资源确定的，对点状、线状等绿色空间进行功能赋值，形成核心、节点、廊道和保护区的定性。新宿区最新绿地规划尝试基于多种指示物种的多层级生态网络廊道构建方式。根据物种特性，对以规划区为中心的广域范围指示物种进行选择，将规划区内外的绿地进行活用，保障动物的基本栖息环境、廊道和多样性结构。

在新宿区的绿地规划中，同样强调公众参与。比如，开展周期性的生物观测活动，成立自然观察、自然体验等公益活动组织，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信息平台，推广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最终将环境教育融入市民日常活动。

加拿大

细分栖息地类型构建“物种联盟”

素里市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大温哥华地区面积最大的城市，约316平方公里。作为加拿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预计到2050年素里市将成为温哥华地区人口数量最多的城市。2014年，为更好地推进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素里市制定了市级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城市层面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是一个新兴领域，城市内的土地利用类型和栖息地类型等局部空间变化，是影响城市生物多样性分布和物种组合构成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栖息地的质量决定城市周边生物群落的种群规模和丰富度。

素里市通过其陆地生态系统数据和实地调查评估，一共确定了7大类23种一般栖息地类型，分布在建成区与自然区域。虽然城市中的发达地区往往缺乏大型的栖息地，更多的是彼此间联系性不强的小型栖息地，但其能够支持一些对人类活动干扰敏感程度较低的小型物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生物多样性。

素里市根据不同栖息地类型的生物多样性状况，为其建立适应的“物种联盟”。物种联盟是一个由一群具有相似栖息地要求的生物体组成的生物群落，主要包括鸟类、哺乳动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淡水鱼类和植物等代表物种。

栖息地类型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生物群落，从而影响当地生物多样性水平。素里市基于科学依据以及专家咨询，根据预期存在的物种数量与百分比，推断出每种栖息地类型的相对物种多样性；在生物群落的基础上，假设栖息地不受人类活动、景观破碎化以及入侵物种的影响，根据物种多样性分析和专业判断，对每种栖息地类型进行相对物种多样性排名，为其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打下了工作基础。

在此基础上，城市主要依据保护大型核心栖息地，确保栖息地之间的连通性，以及提供多样的栖息地特征等三大原则，以完整的大型核心栖息地作为绿色网络的枢纽，将小型的生态资源斑块作为站点，通过“绿色走廊”（线性栖息地）连接，构建素里市绿色基础设施网络。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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